鄉村學校的教學模式總圍著城市“打轉”行嗎？與鄉土脫節的鄉村教育何以凋零？他們來自鄉村卻又瞧不起鄉村，逃離鄉村卻又難以融入城市，教育該怎么辦？鄉村教育在鄉村振興中究竟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城市教育又該如何反哺鄉村教育？9月28日-30日，第二屆鐵門關基礎教育創新發展年會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簡稱“新疆兵團”）第二師八一中學舉行。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陶行知研究會農村教育實驗專委會，以及活躍在全國鄉村教育一線的校長教師500余位參會代表，以“新時代·鄉村·教育·振興”為主題，圍繞教育強國與鄉村教育、鄉村教育中的教與學變革、鄉村教育中的師生閱讀等議題，展開了為期3天的深度研討與交流。

真正讓鄉村容光煥發的是鄉村教育

“或許你會被眼下鄉村寬闊的道路、漂亮的建筑所折服，但是真正讓鄉村面貌永遠容光煥發的是鄉村教育；真正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實現鄉村振興的還是鄉村教育。”曾在四川省閬中市擔任教育局長12年的湯勇感慨道。作為中國陶行知研究會農村教育實驗專委會理事長，如何讓沒落的鄉村學校走向復蘇，一直是他關注的問題。

梁鴻的著作《中國在梁莊》一書令湯勇刻骨銘心。書中寫道：“也許村莊的真正破敗并不在那些內部的廢墟，而是這學校的破敗、荒涼，才讓人感到了村莊的真正腐朽和行將消散。”湯勇對此深有感觸，“鄉村學校不僅是孩子們成長的搖籃，而且是鄉村的精神高地；不僅是鄉村文化的根脈，而且是鄉村文明的火炬。”

湯勇相信，鄉村社會本身是一個擁有巨大生活資源的場所，是一個最基本、最理想的教育狀態，“當我們對活生生的鄉土知識和文化視而不見時，就會培養出一批批來自鄉村卻瞧不起鄉村、逃離鄉村卻又無法徹底融入城市的‘候鳥’，尷尬地盤旋在城市的上空。”

凋敝、落寞的鄉村學校帶來的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比教育問題更大的社會問題，“這些鄉村孩子因鄉村文化精神的整體失落，而成為一種在文化精神上無根的存在，他們少了鄉村孩子應有的自信剛毅、吃苦耐勞的生命姿態，明顯表現出生存的茍且、無奈與自卑。”

鄉村教育應該如何找到自己的發展之路？理想的鄉村學校應該是什么模樣？四川省綿陽市游仙區魏城小學黨支部書記、校長劉先余，曾在5所農村學校擔任校長27年。他用自己的教育實踐證明，教學圍著城市“打轉”、　校園文化與鄉土脫離的鄉村學校，是走不出自己的發展之路的。

劉先余曾有4次進城機會，都被他拒絕了。2007年，他剛來到徐家鎮小學做校長時，學校狀況堪憂，教師平均年齡超過52歲，學生成績墊底。2008年汶川地震中，學校因受損嚴重而異地重建，更名為徐家鎮偉清小學。此后的15年，劉先余硬是將這所默默無聞的農村小學，辦成了遠近聞名的特色鄉村學校。

劉先余回憶當年的辦學歷程時，用一句話總結道：“我們的特色和生命源泉就在鄉土里”。他說，農村學校最寶貴的就是鄉土資源，“偉清小學比鄰徐家鎮竹林村，到處都是竹子，家家都有栽竹、用竹的傳統，經過討論，我們最終決定將竹子作為學校文化的載體。”

學校開始組建“竹文化學生藝術社團”。語文教師開始帶領學生賞竹、寫竹，美術教師帶著學生畫竹、刻竹，學校聘請的民間藝人教授學生竹編、做竹笛……慢慢地，教學樓走廊的墻上，開始出現師生書寫的與詠竹相關的詩詞歌賦、散文和詩歌；在學校“竹雨軒”展室里，琳瑯滿目的竹筒畫、竹殼畫、竹根雕、竹樂器、竹編等，充滿了藝術的想象力和美感。

很快，學校又建起了“農耕博物館”，廣泛收集各類農具2000余件。這些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農具，因與孩子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很容易激發起他們的興趣，也讓他們體驗到了農耕文化中的傳統智慧。

2020年春，為了建“學生生活體驗發展中心”，學校專門租了臨近校園的六畝地，讓學生們在這里體驗和學習播種、移栽、修剪等技術。學生們的學習積極性高漲，動手能力也增強了。

在不斷豐富和發展校園“竹文化”的同時，學校確立了以體育為突破口，充分發揮鄉村學生的身體優勢，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在體育教師的帶領下，日不間斷的訓練讓學校排球隊成績斐然，在游仙區排球錦標賽中獲得了“三連冠”。很快，學校帶動學生開發了多達50多種樣式的“花式跳繩”項目，學生越跳越好，興趣也越來越濃，在綿陽市青少年花式跳繩錦標賽中，學校連續兩年奪冠。正如一位學生在作文中所表達的：通過花式跳繩，我找到了自信，我學會了動腦子，也學會了團結合作。我把這些精神用在學習上，回答問題更積極了，我也更熱愛學習了。

實踐證明，在具有鄉村特色的藝體教育的激發和促進下，師生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學生學業成績顯著提升，學校也走出了一條不同于城市學校的特色發展之路。劉先余說，作為農村學校，只有用鄉村文化豐富鄉村教育，以鄉土課程植根鄉愁，走人無我有、人有我新的特色發展之路，才是鄉村學校最好的突破口。

教育日漸發達，但存在學習危機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靜寰，在進入高等教育領域前曾做過中學教師。也許正因為如此，她一直十分關注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銜接問題。她發現，大學教師經常會抱怨學生考分高進入大學卻不會學習，批評中學的應試教育把學生教傻了、底子打壞了。而中學的校長教師也抱怨：我們把那么優秀的學生送入高校，你們又是怎么教的，讓他們既痛苦又失敗？

為什么同一個學生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教師對其的評價竟然有如此大的不同？2009年，史靜寰開始牽頭將“全美大學生學習性投入調查”（NSSE）工具本土化，形成“中國大學生學習性投入調查”工具（CCSS）。這項已連續進行11次全國調查、采集超過百萬大學生數據的調查，已成為中國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和最有影響的大學生學情調查研究。

史靜寰在《教育的主體性與整體性——從大學生學情看基礎教育改革》主旨報告中指出，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習經歷會影響其進入大學后的學習情況。調查發現，由基礎教育訓練所形成的積累性學習，可以遷移至大學并影響大學的學習過程，但以“985”院校為代表的研究型大學所需要的，可能并非學生通過積累性學習形成的學習方法和能力，學生必須進行學習轉型才能適應研究型大學的需要。調查還發現，高中學習經歷豐富的學生，捕捉和利用大學提供的教育機會和資源的能力更強，大學學習過程的質量也更高。

CCSS團隊曾針對個別頂尖高校的高考狀元進行了學情分析，發現這些學生進入大學后，整體學習成績與其他學生無明顯差異，但學習倦怠感更強，用于課下學習的時間更長，更多閱讀與課程內容無關的書籍或文章。

研究發現，不同階段的學校教育一方面對學生具有很強的約束性和塑造性功能；另一方面也會出現教育鏈條上的斷裂現象，如同“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史靜寰指出，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對教育可能產生的影響還難以全面認識，但教育工作者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她舉例說，可汗學院已利用ChatGPT為每位學員配備了全天候私人導師。“教育日漸發達，但仍存在學習危機”，史靜寰表示，教育工作者要高度關注學生的學習自主性，了解和掌握最新的學習理論，更多關注學生的內驅力和好奇心，重視培養學生的開放性、成長性和心理韌性。

不良的童年經歷都會產生負向的影響嗎？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邊玉芳通過研究發現，教育是共同因素作用的結果，獲得保護因素越多的孩子，即使在不良的成長環境中，也能抵制不良影響；處境不利的學生，也可以獲得積極發展。

邊玉芳引用2019年國家義務教育語文學習質量監測結果顯示，有近三成家庭處境不利學生在語文學業表現上實現“逆襲”。她說，這些學生屬于“抗逆學生”，即雖然家庭處境不利，但卻能在一些外在因素的幫助下，克服不利的成長環境，取得較好的學業成績。

邊玉芳長期關注鄉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與成長。她指出，孩子不是要擁有所有的保護性因素才能健康成長，有時提供一項或者幾項保護性因素，就能對孩子的成長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為此，她提出學校家庭社會必須協同育人，從滿足兒童心理需求和發展的視角，為孩子創造溫暖、接納和支持的環境。她特別強調，要重視正向的重大生活事件對孩子產生的積極影響，比如努力后取得成功、獲得他人的賞識、比賽中贏得獎項，以及挫折之后的奮進，“因為成功的體驗會留下刻骨銘心的影響”。

云南昆明丑小鴨中學校長詹大年的教育實踐，印證了學校為學生提供保護性因素的重要價值。“很多人想知道，我是如何搞定這些‘問題學生’的，我其實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建構關系。”詹大年說，自己專門招收那些家長管不了、學校沒法管的“問題學生”，并自封“問題孩子他爹”。他發現，這些孩子往往是在“學習出問題”時，才被認定為是有“問題”了，“其實，學習問題只是‘果’，關系出問題了才是‘因’”。

在詹大年眼里，建構關系是教育的重要內容。他說，好的關系首先是心理安全，時刻關注學生的心理需求，并及時化解心理沖突。他提出，對待“問題學生”，幫助比“轉化”更重要，共情比“感化”更重要，建構比“改變”更重要，保護比“教育”更重要。

“如果學校只是學知識的地方，那么AI時代學校已經沒有了存在的意義。”詹大年相信，教師首先要成為學生的守護者和幫助者，其次是陪伴者、觀察者和引領者。他說，教育問題的本質是生命問題，教育者應抱有一種信仰，即探尋生命真相、滿足生命需求。

欠發達地區也能辦出高質量教育

30歲出頭的物理教師王學兵，一年前帶著簡單的行李卷，來到新疆輪臺縣第一中學任黨支部書記。王學兵所在的新疆兵團第二師華山中學（簡稱“華山中學”），10多年來一直通過派駐校長和骨干教師的方式，持續向南疆地方學校和團場學校輸出優質教育資源和管理團隊，以推動鄉村和邊遠地區教育發展。

王學兵曾榮獲“全國青年教師物理大賽兵團賽區第一名”，對于物理教學駕輕就熟、游刃有余。然而，此次擔綱一所學校的一把手，仍讓年輕氣盛的他，懷揣著壓力和不安。不過，他知道自己并非孤軍作戰，他的背后有強大的華山中學做后盾。

1960年建校的華山中學，是新疆兵團示范性學校，也是一所教育教學質量優異的現代化學校。自2012年起，華山中學已先后輪流選派了20多人次干部，到被幫扶的薄弱學校擔任書記和校長。

王學兵此次上任，懷揣著一份《輪臺縣第一中學教育質量評估診斷報告》。這份報告由華山中學黨委書記邱成國親自帶隊調研后形成，清晰地反映了學校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革建議和措施。他的耳畔回響著邱成國的鼓勵和叮嚀：一位好校長是鄉村教育發展的靈魂，一所學校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校長對教育本質的理解。

“崇尚服務，強化學術”，王學兵一邊牢記八個字的改革關鍵詞，一邊通過實踐落實改革方案。他沒有住學校安排的公寓，而是搬進了學校的宿舍。每天早晨7:30，身材高大魁梧的他，會準時地出現在操場上，與學生們一起跑操；為了給教師做示范，同時不影響日常學校管理工作，他申請上每天第一節的物理課，還會每周上一節公開課；為了給初三學生鼓勁，他每天都要給他們做演講，與他們聊天……

身體力行的王學兵，很快在師生中樹立起了威信。為實現行政管理向學術管理的推進，他帶領團隊，以畢業班為試點和龍頭，開始在全校三個年級全面鋪開“兩化”建設，即年級組學校化、年級組長校長化，以實現管理扁平化、管理重心下移。優化后，原有處室從11個調整為4個中心，縮減了近64%；原有中層干部從24人調整為12人，縮減了50%；原有處室工作人員從64人減少到24人，縮減了約62%。

通過重新構建行政管理體系、優化年級組和班級組管理、推行德育課程和勞動實踐教育，教師的教學積極性和學生的精神面貌開始發生悄然改變，教育質量持續提升……根據2023-2024屆中考成績顯示，輪臺縣一中在中考成績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各科成績平均分全部提升，其中文綜比上一年提升了26.5分，中考總分平均提升了86.2分。

同樣來自華山中學的張文志和周斌，目前分別擔任兵團第二師八一中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為了幫扶周邊更多的學校，他們通過聯合教研、師生融合等多種方式，與23團學校、焉耆三中深度合作，將兩所學校的初三學生全部搬移至八一中學，進行統一教學和管理。“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減輕這些學校的升學壓力，減少區域內的中考競爭，讓家長們放心孩子的教育，也讓受援學校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到學校的長遠根基建設上來”，張文志說。

2023年5月，華山中學與若羌縣簽訂了第五輪聯合辦學協議，這意味著華山中學針對若羌縣的新一輪教育幫扶工作啟動。若羌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教育工委書記劉軍，細數聯合辦學10年間若羌縣教育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們的學生流失率逐年降低，已從2014年的4.58%降至2023年的0.17%，教育質量從全州倒數躍居各縣市前列”。

2023年初，遠在1500公里以外的皮山縣與華山中學達成幫扶協議。這也是雙方繼2016年之后的第二次握手。皮山縣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邊境縣，少數民族學生占比高達98%。全縣學校有100多所，鄉村學校占比88.95%。皮山縣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李青春回憶，幫扶協議簽訂后，邱成國兩次率領專家團隊赴皮山縣開展深度調研和診斷，并拿出《皮山縣教育質量評估診斷報告》，同時派出劉小麗等5名干部，到皮山縣教育局和3所學校掛職幫扶，通過教師隊伍建設、教育教學管理、校園文化建設、家校合作等多種途徑，以點帶面、點面結合，輻射和帶動全縣教學質量提升。

僅僅一年時間，皮山縣全域教育就發生了顯著變化，中小學生學業水平測試成績已經從全地區倒數第一躍居第五位。針對皮山縣的幫扶，也讓華山中學的援建工作突破了以往學校對學校的“點對點”式的幫扶模式，開啟了整縣域全面推動的工作新階段。

2012年至今的12年間，華山中學已經累計派出幫扶教師280余人次，得到幫扶的學校已超過70所，遍及南疆4個地州市的15個縣（市）和農牧團場，直接惠及超過15萬人。已在華山中學工作了38年的邱成國說，教育對新疆改革發展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義，南疆的鄉村教育尤其如此。華山中學20年的教育幫扶實踐證明，欠發達地區也可以辦出高質量的教育。

在閱讀和寫作中獲得教師職業幸福感

郭晴雯幾乎參加了每一次學校組織的“百人百天百字”讀書活動，前后寫下了15萬字的讀后感，僅次于時任副校長的張文志的18萬字。2023年初，華山中學發起“百人百天百字”讀書活動，即100位教師、連續讀書100天、每天堅持寫100字讀后感。這是一場自愿參加的閱讀活動，然而每次100個名額很快就報滿了。

郭晴雯喜歡閱讀，閱讀能讓她內心寧靜，也總能促她思考，并獲得某種精神上的滿足感。在她所閱讀的書中，除了教育教學類書籍外，還有文學、心理學和哲學類書籍。2019年，為推動學校書香校園建設走向深入，培養學生的深度閱讀能力，華山中學成立了閱讀教研組，專門挑選一些文學修養好的語文教師，組成專職閱讀教師團隊，負責學校閱讀課程的規劃、建設與實施。郭晴雯如愿成為了一名專職閱讀教師。

每次都“打卡”這項活動的郭晴雯，不但記錄了大量的閱讀筆記，而且開始嘗試教育隨筆寫作。在2024年3月至6月期間的一次教育隨筆中，她詳細記錄了自己和一個學生在小學和初中期間的兩次故事。一次是小學一年級時，這個被音樂教師批評的小男孩，如何得到了她的情緒接納和疏導；另一次是男孩初三時，如何獲得了一份特殊獎狀，并激勵他提高語文書寫短板。郭晴雯在隨筆中寫道：后來，我讀阿德勒德的《自卑與超越》、德韋克的《終身成長》，才知道那時我給孩子的叫安全感，你當像鳥兒往你的山，而我給你無條件的愛，和善而堅定，溫柔而有邊界。

華山中學的教師閱讀與寫作實踐，引發了一場圍繞“教師軟實力：引向教育幸福的實踐智慧”的討論。江蘇省中學語文特級教師凌宗偉認為，要把課上好，前提是思考。他說，讀書可以幫助教師轉變觀念、改變教學行為，讀寫結合有助于教師將碎片化知識進行結構化處理，使教學改變成為現實。他同時強調，要想讀出教育智慧，教師要盡可能讀一些經典的教育理論類書籍，因為“沒有理論支撐的教育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有可能導致有害的教育。”

“閱讀能夠幫助教師跳出教育看教育，從更廣闊的視角審視課堂，不斷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養。”江蘇省中學語文特級教師張正耀認為，身為教師不僅應是教學專家，更應該是學習專家，探尋學習是如何發生的，而寫作則能幫助教師反思教學，享受教師職業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我們有沒有讀書？我們在讀什么書？我們在怎么讀書？讀書后又做了什么？”中英文雙棲教師王小慶，在拋出一串串追問后說，自己在大學時津津有味地讀的第一本書是《物理學基礎》，“任何一本書都可以成為閱讀的起點，重要的是教師如何從閱讀者轉型為學習者。”作為“大夏書系讀寫節”組委會委員，他認為，教師共讀如同一群人的旅行，一起探尋教育人生，“閱讀也可以成為一種盛宴”。

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教師進修學校附屬學校校長戴曙光，是數學特級教師，他回憶自己小時候最痛苦的兩件事是：學英語和寫作文。“等我自己做了教師，我才意識到自己害怕寫作，是讀書太少、寫得太少”。正因為如此，作為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的創校校長，戴曙光為這所外來務工子女高達70%的學校，創建了7個開放式圖書館，讓孩子們隨時可以去圖書館看書。

《教師軟實力——優秀教師的核心素養》一書策劃編輯朱永通，曾策劃出版了眾多優秀圖書。他分享說，出版圈流傳一個故事：新編輯入職培訓的重要一課，是去參觀一場書的“葬禮”——化漿。“與做編輯一樣，教育工作者可以對教育多一點理想，但不可理想化，比如我身邊的教師朋友很多，他們當中鮮有喜歡讀書的”。為此，他建議學校要基于教師迫切的生命成長需求，引領他們慢慢靠近書，慢慢學會用“書”妝打扮自己，并最終找到教師職業的幸福感。

據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北京分社社長李永梅介紹，自2021年至今，兵團二師的幾十所學校超過500位教師，跟隨“大夏悅讀會”和“大夏書系讀寫節”，共讀了《晴耕雨讀好教師》《活在課堂里》《走向實證》《讓學生愛上你的教學》等20多本教育類書籍。李永梅說，“大夏書系讀寫”活動的核心價值觀，就是要持續地支持和激發一線教師，特別是鄉村教師改變的力量，幫助他們在改變的過程中，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專業發展之路。

本次年會由新疆兵團第二師鐵門關市教育局主辦，兵團第二師八一中學和華山中學承辦。為了助力本次年會和鄉村教育振興，新疆兵團第二師鐵門關市第二屆“教育閱讀節”暨“大夏書系讀寫節”2024年鐵門關市專場活動也同期舉行。（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郜云雁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