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教育歷來就是人類文明延續和發展的橋梁。在先秦中國就誕生了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其后“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一代的教育家,為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的傳承發展作出了多重貢獻。時代的浪潮推進至19世紀中葉的東方堤岸,文藝復興后的西方文明卻以并不文明的方式,猛烈侵襲中國這塊古老的東方大地和東方文明。彼時的中國,不期然地發生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于是,一種喚醒國民、推動現代化、連接世界的留學運動,在中國大地上興起了。
由此,誕生了中國亙古未有的留學生群體和頗具遠見的留學生教育家。他們以赤子情懷,興學育才,展現了學貫中西的留學生群體所具備的教育家精神: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學習、傳播和互鑒人類的先進文化,并主要體現在留學報國、教育救國、科技強國、為國育才等方面,代表人物有容閎、陶行知及當代一些著名的留學生精英等。
近代中國留學運動奠基人容閎,1847年-1854年在美國耶魯大學學習時,就萌生了以當時先進的“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的理念;回國后更不遺余力地推動了幼童留美運動,為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培養了早期現代化先驅。其教育理念和行動開創了中國留學運動的先河。
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17年歸國后,受哥大校訓“借汝之光,得見光明”思想的啟發,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等理論,致力于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創辦了曉莊學校,并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一服務人民的情懷,踐行教育報國的初心。
抗戰時期,京津地區和東部高校的西遷,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時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值得載入史冊的苦難壯舉。其中,西遷高校的校長和教授,基本上都是留學回國人員。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他們不僅為傳統文化保存了種子和命脈,也為戰后中國培養了一批彪炳史冊的英才。如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世界著名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以及“兩彈一星”功勛鄧稼先、朱光亞等。
新中國成立后,留學事業步入新的階段。改革開放更開啟了留學工作的嶄新篇章,一批批學子負笈海外,孜孜以求,學成歸國后投身教育、科技等各領域建設,成為重要骨干與領軍人物。諸如丁石孫、路甬祥、韓啟德、白春禮、鄭蘭蓀、鄭南寧、楊福家等人,皆在各條戰線上潛心耕耘,育才研思,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各領域發展拓路引航。他們以學識與實干,踐行留學報國之志,亦為國家現代化注入了持續之力。
新時代,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指引下,歸國學子們充分認識到教育強國之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并以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重要使命,積極投身時代大潮。哲人其萎,光華永存。諸多先生,皆國士之范。他們以卓越的建樹,鑄就了科教興國的基石;以師者的仁心,培育了無數濟濟英才。其功勛與風骨,必將被后世景仰與追懷。
勇立時代潮頭,留學人員群體始終是銳意進取的奮進者,也必將成為鑄就民族復興偉業的一支重要生力軍。(作者 周棉系陜西省、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留學生與中國現代化”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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