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高校作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結合點，承載著不可替代的使命。高校管理者及教師既是政策的執行者，也是改革的推動者，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是當前亟待回應的現實課題。學科專業動態調整、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科研協同與成果轉化，既是高校基本職能的集中體現，也是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重要論述，聚焦上述三個關鍵環節，并結合2025年針對北京市屬高校教師的調研數據（有效樣本1445人），從“為何調整”與“如何推進”兩個維度展開分析，梳理其內在邏輯與現實路徑，以期為高校更好服務一體化發展提供參考。

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事業發展的理論內涵與核心要義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重要論述，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第一，一體發展論。把教育科技人才作為整體統籌起來，一體推進、一體改革，突出了系統性觀念、一體化思想和整體性部署。第二，內在一致、相互支撐論。指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邏輯關系具有內在一致性、相互支撐性，強調科技創新靠人才，人才培養靠教育。第三，良性循環論。指出一體化的路徑和關鍵是要實現三者之間的良性循環，打通循環中的堵點卡點。第四，機制協調論。論述一體發展的機制與方法就是要建立健全三者的協調機制，包括規劃銜接、政策協同、資源統籌、評價聯動四方面。第五，倍增效應論。強調一體化的目標和功能，即三者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要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倍增效應。

五方面論述構成一個整體。當前，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正在具體落實，多地已出臺相應方案與意見，如北京市設立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領導小組，系統謀劃先行先試舉措，完善相關協調機制，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的一體發展。高校教師要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中展現新作為，首先要整體把握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理論內涵與核心要義，了解國家和地方對一體推進的相關部署與具體要求，從而為自身找準方位、積極作為奠定思想基礎。

優化學科專業布局中的教師作為

人才培養要與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相一致，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尤其要發揮人才培養對現代化建設特別是產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方面的支撐作用，是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內涵和要求。

人才培養是高校的首要任務。培養的人才能否有效支撐經濟社會發展，首先取決于學科專業能否適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能否得到科學合理的設置與動態優化。但必須認識到，學科專業的設置與建設本身具有固定的周期性、穩定性和一定的慣性。因此，如何克服慣性，根據發展需要及時調整優化，就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學科專業的調整優化已成為國家教育改革的重點方向，并得到政策層面的有力推動。教育部等五部門2023年出臺的《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優化調整高校20%左右的學科專業布點。歷時兩年，該目標已實現。2023年以來，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科技發展，教育部陸續更新發布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職業教育專業目錄，并推出急需學科專業引導發展清單，不斷深化人才供給側改革，如《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5年）》中，有6所高校增設了“低空技術與工程”專業。

2025年8月，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印發《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行動方案（2025-2027年）》，各地各校積極響應，加快布局新興領域與交叉學科：2025年11月6日，湖北大學揭牌成立微電子學院、網絡空間安全學院、人工智能學院、新能源科學與技術研究院等4個新工科學院，并與16家行業領軍企業簽署校企共建協議；同年12月15日，河南大學舉行新工科建設啟動會，就9個擬建學院情況聽取匯報；2026年1月10日，同濟大學重組成立兩所新學院，重組后的“機械工程與機器人學院”與“汽車與能源學院”，將深化產教融合與學科交叉，服務制造強國與能源強國建設；同日，寧波大學宣布組建成立力學與工程科學學院、機械工程與智能制造學院等6個新工科學院。

這些舉措反映了從國家到院校推動學科專業結構與社會需求動態匹配的堅定決心，也對高校教師的適應性與主動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管理者和教師在學科專業設置調整中應主動作為、積極發揮作用，具體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力：

第一，在視野上，要精準把握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與方向，了解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主要構成，特別是洞察本行業的發展趨勢和變化，關注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涌現，掌握產業行業對人才的真實需求。同時，關注人才市場信息和相關部門發布的需求清單、目錄等，提前預判調整方向，做好心理與認知準備。第二，在觀念上，要牢固樹立服務國家發展的意識，深刻理解學科專業設置須以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為導向，自覺做到“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應國家之所需”，著力建好建強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急需的學科專業。第三，在行動上，積極參與學科專業設置的調整工作，包括深入企業、科研院所調研，了解行業新技術、新場景、新產品，掌握人才需求結構、崗位畫像、能力素質與知識技能要求。基于調研結果，與企業共同研制新學科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開發新課程、編寫新教材、設計實習實訓方案等。同時，要持續學習，增強自身對新產業、新行業的理解與適應能力，不斷重構專業知識和能力體系。

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過程中的教師作為

學科專業調整旨在解決人才培養的供需匹配問題，而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則聚焦于解決人才的質量問題。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既是高校的根本職責，也是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支撐作用的必然要求。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核心在于回答兩個問題：一是應提升人才的哪些素質；二是通過何種方式與培養模式來實現。

針對第一個問題，基于拔尖創新人才的素質特征，應重點加強以下四方面培養：

第一，加強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的培養。創新的驅動力在哪里？在西方，更多人認為是求知欲與好奇心。在我國，更體現為一種歷史使命感。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學專家鐘南山提出，中國科學教育應倡導“IMH”教育，即創新能力（Innovation）、使命感（Sense of Mission）、人文精神（Humanity）。面對一些西方國家在科技領域的制約，我們必須勇于擔當，將國家與民族發展置于心中。加強科技史教育、國情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等，有助于培養學生的使命感，使之更明確學習目的與努力方向。

第二，加強問題意識與質疑批判能力的培養。長期以來，教育側重知識的掌握，學生問題意識普遍薄弱，甚至研究生階段仍面臨選題困難，這是創新人才培養中的薄弱點。反觀我國古代教育，尚更注重“問”的作用，強調“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陶行知也曾指出，“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因此，高校教師應轉變教學方式，多采用提問式、討論式教學，并帶領學生深入科研與企業現場，在實踐中拓展思路、發現問題。

第三，加強創新思維與方法教育，提升創新能力。據統計，自1901年設立諾貝爾獎以來，60%-70%的獲獎成果源于科學思路、方法和手段的創新。我國自2006年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2008年科技部等部委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創新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見》，系統推動科學思維、科學方法、科學工具的普及。截至2013年底，全國創新方法試點企業達800多家，累計解決技術難題3000多個，申請專利3400多個，直接產生經濟效益35.57億元。可見，創新方法教育足以引領經濟和社會效益。當前，創新創業教育已在高校廣泛開展，未來應進一步擴大覆蓋面、提升實效。一方面，高校要注重創新創業教育課程設置及師資培育；另一方面，高校教師也應積極在自身教學中融入創新思維訓練，以全面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

第四，加強溝通與合作能力的培養。溝通與合作是現代勞動的特征，是當代科技創新、有組織科研的特點。一個人若不能清晰表達觀點、理解他人意圖、換位思考并妥善處理矛盾，將難以實現有效創新。高校教師可通過任務驅動、團隊項目、小組學習等方式，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溝通合作能力。

針對第二個問題，應該通過課堂教學改革、開展創新項目實踐及多方協同育人，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首先，改革課堂教學模式。克服“滿堂灌”模式，多采用提問、討論、案例分析、讀書交流等方式，調動學生學習和思考的積極性、主動性，激發其創造性。在我們針對北京市屬高校教師的調研中，超三成教師具有海外留學或訪學經歷（其中16.68%具有留學經歷，22.21%具有訪學經歷）。這些教師可以充分發揮其海外學習背景的優勢，如借鑒國外研討式（seminar）、項目式學習等模式，并結合國內教學實際進行本土化創新應用。

其次，搭建平臺，提供機會。鼓勵學生參與各類創新創業項目、科研項目與競賽項目，以實踐培養人才。以我國自“十二五”啟動的“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為例，該計劃包含創新訓練項目、創業訓練項目和創業實踐項目三類，旨在強化學生創新創業能力培養，培育高水平創新人才。2023年，華中科技大學共有222個項目入選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其中重點支持領域項目3個、一般項目219個），660個項目入選省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展現出廣泛的學生參與基礎和學校體系化的項目支持能力。山西大同大學腦科學研究所以創新創業項目為抓手，助力大學生提升科研能力。近5年來，該所共獲國家和省級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6個、校級項目8個。團隊鼓勵學生通過日常觀察尋找選題，激發自動探索意識，并建立“孵化-指導-支持”全周期培育體系。這些舉措不僅幫助學生快速掌握文獻檢索、實驗操作與學術寫作等科研基本技能，也有效培養了他們的科研思維與團隊協作能力。

最后，強化科研機構與企業在人才培養中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強化科研機構、創新平臺、企業、科技計劃人才集聚培養功能”。這些平臺集聚了大量真實的科技問題、專家資源與設施條件，是培養學生的理想場所。高校應積極構建良好的制度與合作關系，教師亦須做好教學任務設計，與這些平臺匯集的科學家、企業家、工程師開展協同教學與指導，真正實現資源共享與育人合力。調研顯示，目前北京市屬高校教師中實踐經驗豐富（5.19%）或實踐經驗較豐富（25.61%）的比例仍有提升空間，加強教師與行業的聯系，提升其行業經驗，是推動協同育人落地的重要一環。

強化科研創新與成果轉化中的教師作為

科研是高校教師的基本職責，也是高校服務科技創新的重要載體。當前，強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國家基礎研究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作用，已成為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路徑。高校要真正發揮好這兩大作用，關鍵在于提升教師的科研創新能力。

針對北京市屬高校教師科研能力調研顯示，在論文的創新性和影響力方面，僅3.94%的教師成果創新性突出，屬于高被引論文，影響廣泛；23.67%的教師成果創新性明顯，具有一定的影響力；47.68%的教師成果具備一定創新性，受到小范圍關注和引用。該項指標平均分為3.035，處于中等水平。可見，高校教師在研究和創新能力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仍須持續推動高水平成果產出。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背景下，高校教師應在科研創新、成果轉化方面主動作為，重點從以下五方面著力：

第一，聚焦重大課題，強化問題導向。科研的根本在于創造價值。如何實現？關鍵是要立足社會需求，在國家戰略、產業需求與科技前沿中尋找選題，使研究回應真實需求。為此，教師應深入企業與實踐一線，發現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中的真問題、真需求，使科研真正服務于實踐并促進成果轉化。要轉變“為論文而科研”的傾向，樹立“解決真問題、真正解決問題”的導向，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事實上，針對不少老師反映成果發表困難的問題，只要其研究真正解決了重要問題，成果發表與傳播的難度必然會隨之降低。

第二，組建團隊攻關，推動有組織科研。重大科研攻關往往依賴團隊力量，合作研究已成為大趨勢。著名科學計量學家格蘭采爾從1992年SCI收錄的論文中隨機抽取4534篇進行分析，發現90%以上為合作完成，平均每篇作者達4.5人。調研中，不少教師反映科研中缺乏團隊支持。為此，高校應在院系層面加強科研的組織性，推動力量整合，完善集體科研評價辦法；同時，教師也應主動融入或牽頭組建科研團隊，發揮集體智慧，共同攻克關鍵難題。

第三，注重交叉融合，推動方法創新。交叉融合是理論和方法創新的重要途徑。根據陳其榮等對1901年-2011年間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統計分析，在總共授予的365項獲獎成果中，交叉研究成果有198項，占比54.2%，且該比例呈持續上升趨勢：1901年-1920年間僅為32%，而在2001年-2011年間已升至74.4%。這些獲獎者中，不少人都具有交叉學科背景，如1984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尼爾斯·杰尼擁有物理學和醫學背景；1989年化學獎獲得者西德尼·奧爾特曼具有物理學、生物物理學背景；更有文理交叉的典型，2003年物理學獎獲得者安東尼·萊格特，最初主修語言、歷史和哲學，后轉向物理學并取得突破性成就。當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賦能科學研究，是科研創新的大趨勢，掌握相關技術工具有助于科研突破。教師應主動打破學科壁壘并擁抱新技術，在交叉領域中尋找創新點。

第四，保障科研時間。科研需要持續的投入與專注。調研顯示，近三成教師認為“時間不足”是阻礙科研產出的首要因素。高校應建立健全科研時間保障機制，減少非必要事務和會議負擔；教師也須加強時間管理，確保有足夠時間專注于科研。

第五，重視科技成果轉化。科研的最終目的在于貢獻知識、服務社會。成果轉化是實現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的重要環節，也是支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當前，成果轉化仍面臨諸多難點，需要機制層面的持續改革。高校教師應從四個方面主動推進：一是選題階段即注重課題的知識價值與應用前景，這是成果轉化的前提；二是積極借助校內外技術轉化平臺，對接企業合作或進行技術成果交易；三是深化與行業企業的聯系，主動推介成果，尋找轉化的契機；四是推動中試與產業化探索，努力將成果轉化為可應用的產品或工藝，真正實現科研價值的社會延伸。

總之，在新的背景下，高校教師履行人才培養、科研創新和社會服務的職責，已與過去常規意義上的履職要求有所不同。概括而言，就是要自覺把自身工作置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有效支撐現代化建設特別是高質量發展、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框架中去看待。這更需要高校教師明確價值方向，緊密結合國家戰略需求，著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增強科研原始創新能力，并在推動成果轉化中切實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作者趙麗系北京市教師發展中心高校教師發展部科長、副研究員；鐘祖榮系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本文為2023年北京市教師發展課題“新時代北京市教師發展現狀與對策研究”高校子課題的研究成果）

來源：《神州學人》（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