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她的印象已漸漸模糊，只依稀記得記憶中的她總在忙碌：做飯、收拾屋子、納鞋底縫衣服、干農活、接送我上學……她好像有使不完的勁，邊忙邊說著：“現在的日子比以前好了，生活也有了盼頭。”

她只會在睡前和我講起她以前的事，那時的我還懵懵懂懂，她似乎把我當作了一個傾訴對象，可能是因為她的老伴在我出生前就已經去世。她說呀說呀，似乎帶著情緒又似乎釋懷。她眼睛望著黑夜里的天花板，在說話的時候似乎從未眨過。那時的我只覺得她好辛苦，但記憶中她從來沒說過自己命苦。

不知什么時候開始，她雙手干活的速度慢了，嘴邊也常掛著“老了，記性不好了，怕是要得老年癡呆了”。那時我不懂什么是老年癡呆，但我知道，她很害怕自己患上這病。她依舊忙著忙著，一刻不停，像個不斷旋轉的陀螺，只不過開始變慢了。直到命運和她開了個玩笑：她沒得老年癡呆，但在我高二那年，她得了食道癌，去世了。

高二的我因為早戀，抑郁厭學，逃離學校，成績一落千丈。她因為病情，油鹽難進，迅速消瘦，健康一落千丈。她開始使不上勁了。我記得她最后一次自己爬上二樓來見我，坐在我床邊，慈祥地笑著說：“奶奶怕以后爬不了樓，看不到寶貝孫子了。”她從未像我希望的那樣責斥我不上學。她知道我病了，在心里。我一直逃避見她，我知道她是希望我回學校的。但是再次回到學校時，老師同學們的目光，已讓我無法回去。就這樣，我一直封閉自己在我的小房間里，直到她去世，直到我高考完。我也沒有在那段不上學的日子里，多去陪陪她。

那年高考，我還是考上了本科，但專業我是隨便選的。大三的我不甘心自己如今的處境，決定考研。我決定跨專業考心理學。我如愿以償地一次就考上了，選擇的方向是老年心理學，研究老年人的認知衰退，主要是記憶衰退。如今，我來國外讀博了，研究的仍然是老年人的認知衰退。當看著許許多多的老年被試和她一樣擔心記憶衰退、得老年癡呆時，那一刻，我看到了她，我看到了曾經逃避的自己，我也看到了未來的自己——我想讓千千萬萬像她一樣的老年人免受認知衰退之苦，享有健康幸福的晚年。

我多想能親口告訴她：“現在的日子比以前更好了，國家‘十五五’規劃要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讓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我多想能親口告訴她：“不用怕，你的孫子正在研究老年認知衰退，他的導師是澳大利亞院士，專門研究老年癡呆預防的。”我多想能親口告訴她：“你是我見過最堅韌的女人，有時候你可以不用這么拼命頂著這個家，你還可以靠靠你的家人。”我多想能親口告訴她：“你孫子想干一件大事，讓天下萬萬千千如你這般的老年人能夠享有一個認知健康、有尊嚴的晚年生活。”

作為一名從農村走出來、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的留學博士生，其間面臨的重重困難無法說盡。我也像她一樣，從未說過苦，卻感謝著幫助自己的人，說著“現在的日子比以前好了”。我想，這種韌性，這種樂觀積極的心態，是源于她，在默默地守護著現在以及未來的我。

這次，我沒有逃避。原本內向的我帶著我的老年認知健康項目在國內宣講，勇敢與那些同樣優秀的同輩人進行交流。我積極地做我的老年認知研究，寫著科研論文的同時，與老年人進行交談，盡全力地用我的所學去了解和幫助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我漸漸撿起了被曾經的我拋掉的“枷鎖”——曾經的我只想勇敢做自己，自由隨性地生活；現在的我漸漸找到了我的那份責任，仿佛是命運早就安排好的人生使命，投入其中。是啊，人過一輩子，總要去做點有價值的事情。

我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成功做到。我知道靠我一個人的力量去完成這個大的愿景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積極尋找一切的可能性。但無論我做成什么樣，我的初心不會變：我想讓千千萬萬的老年人臉上永遠掛著笑容，和她最后一次見我露出的笑容一樣。我被她深深地愛著，那些她曾經口袋里揣著的糖果，我也想把它們送給每一位老年人。

到最后，我想講一個還在進行的故事：“我是一名留守兒童，我的奶奶的名字是陳學珍，我的計劃項目名為‘學珍計劃’，它是一個老年人認知健康管理平臺……”我想用我的一生將這個故事一直講下去。（作者 徐佳杰就讀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本文系中國駐悉尼總領館主題征文活動獲獎作品）

來源：《神州學人》（2026年第2-3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