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加強交叉學科建設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關鍵支點，正步入由局部探索向整體部署躍升的關鍵階段。我國高校交叉學科建設正呈現出規模擴張、結構集聚、內涵提升和功能增強的態勢。主動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持續推進知識創新和解決社會重大現實問題是促進學科交叉融合創新的內在驅動力和外部牽引力。以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為導向構建高校交叉學科體系，應當加快完善統籌引導與自主探索相結合的學科戰略布局機制，建立多元分類發展導向的資源支撐和協同治理體系，重塑價值導向與貢獻導向相結合的多維度過程評價機制。

◎關鍵詞 交叉學科；知識生產模式；評價機制；產學研融合；學科治理

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完善高校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1]《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實施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突破計劃”[2]。2025年12月，全國高校科技創新工作會議暨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突破計劃啟動部署會召開，提出“要以實施好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突破計劃為牽引，著力加強原始創新供給，積極推進國家交叉學科中心建設，提升國家整體創新效能和高端人才培養能力，支撐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3]。我國高校圍繞國家重大任務和科技前沿，打破學科專業壁壘，加快推進交叉學科建設；同時，在交叉學科建設過程中還存在單一學科發展路徑依賴強、交叉融合體制機制運行不暢、資源保障政策碎片化等瓶頸[4][5]。對此，需要從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視角出發，系統考察我國高校交叉學科的發展現狀，探索交叉學科建設戰略布局和分類評價機制，為高校“十五五”規劃編制和新一輪“雙一流”建設提供理論與實踐參考。

我國高校交叉學科建設的發展現狀

近年來，我國高校交叉學科建設數量和地位持續上升。目前已設有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國家安全學、設計學、遙感科學與技術、智能科學與技術、納米科學與工程、區域國別學、文物、密碼9個一級學科（含專業學位）。從學科功能來看，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背景下，交叉學科作為系統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正由局部探索走向核心支撐。它通過整合多學科知識與方法，突破單一學科范式，成為破解創新難題、推動關鍵技術突破和新興產業發展的策源地；通過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和產業鏈條，重塑高校科研組織與資源配置邏輯[6]；通過重構人才培養體系，強化學生的跨界整合與系統思維能力，推動教學、科研、育人協同轉型[7]。總體來說，我國高校交叉學科建設正呈現出規模擴張、結構集聚、內涵提升和功能增強的態勢。主動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持續促進知識創新和解決社會重大現實問題是高校學科交叉融合創新的主要驅動力[8]。

1.國家戰略需求導向路徑

國家戰略需求導向路徑的核心在于以國家重大戰略目標、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安全保障需求為牽引，通過頂層設計、政策引導和資源集成，推動交叉學科快速形成和組織化發展[9]。這種路徑常見于同國家戰略密切相關，以及對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具有關鍵意義的重點學科領域。國家戰略需求導向路徑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以政策驅動為核心，推動資源有組織整合，即以國家頂層設計為主導，通過科技重大專項、人才項目和資金支持推動交叉學科體系建設。例如，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于2020年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隨后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等高校迅速響應，設立集成電路學院，建設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和產教融合創新平臺等，實現高度組織化資源配置。2020年國家安全學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后，中國人民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等多所高校迅速設立國家安全學博士與碩士學位點，整合法學、國際關系、政治學、軍事學、管理學等學科資源建立交叉研究機構和課程體系，國家安全學教材和相關專著陸續出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持續加大對該類科研方向的支持力度，有力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化。

二是教學、科研與創新人才培養形成戰略協同閉環，即高校在課程體系、實踐平臺和人才培養方案上與國家戰略任務緊密對接。例如，“智能科學與技術”一級學科于2022年9月批準設立，緊密對接國家人工智能領域重大戰略部署，具有高度的戰略導向性與前沿性。同濟大學作為首批開展該學科建設的高校之一，依托國家級重點實驗室與省部級研究平臺，制定了涵蓋本碩博三級的系統性人才培養方案，通過課程建設、雙導師制、項目驅動制相結合，保障教學內容緊貼國家需求，并引導師生參與國家級項目、科技部重點研發專項、行業任務型項目等課題攻關，構建教學、科研與人才培養一體化的閉環。

2.知識創新導向路徑

知識創新導向路徑源于高校或科研機構對學術前沿問題的敏銳把握和研究范式的主動轉型。該路徑通過自由探索與知識系統重構，在傳統學科邊界之間形成新興的學科增長點與組織形態。此類路徑主要出現在高校自建的研究平臺、創新實驗室和交叉項目群體中，適用于探索科學前沿與原創理論。知識創新導向路徑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由高校自主推動內生性跨學科融合，其出發點是學術探索與范式革新，通過高校內部的跨院系、跨研究中心的合作自主推動交叉學科建設。例如，北京大學于2014年設立整合科學專業，促進學科之間特別是生命科學與其他定量學科之間的深入交叉融合，通過整合多院系資源，建立雙聘教授機制和定量生物學中心，實現尖端設施共享與跨學科團隊自組織，產出了人工細胞器組裝等原創成果，并將生命科學推向可計算、可設計的定量新范式，彰顯了學術前沿驅動的內生性革命。

二是教育教學與科研議題同步更新、協同演進。教學體系緊貼科研前沿，通過“雙導師制”、項目制課程和產學研融合等模式培養具備跨界研究能力的人才。例如，武漢大學數據科學專業注重教科研協同演進，由湖北國家應用數學中心牽頭多學院共建，一方面將全校884門數據科學相關課程重構為18門梯度化核心課，實時融入大模型、智能算法等前沿成果；另一方面依托國家級平臺實施“雙導師制”，在實驗室開展“真數據—真模型—真場景”實訓，打通“科研—教學—產業應用”閉環。

3.社會重大現實問題導向路徑

社會重大現實問題導向路徑強調以復雜社會問題為牽引，將科研、教育與社會實踐需求緊密結合，通過“問題導向+任務驅動”構建交叉學科發展生態，形成知識服務社會、技術回應民生的融合型育人與研究體系。該路徑特別適用于應對諸如公共衛生、氣候變化、城鄉治理、數字治理等跨領域、跨部門的現實議題，其核心在于整合政府、企業、高校等多元主體，構建跨界協同與成果轉化機制。社會重大現實問題導向路徑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圍繞重大社會問題設計課程與研究任務，該路徑強調“問題導向+任務驅動”，將公共衛生、城鄉治理、能源安全等領域的研究課題引入科研與教育體系中。例如，清華大學“精準醫學與公共健康（BIO3生命技術）”學科緊扣“健康中國”戰略和人口老齡化、重大疾病防治、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等復雜問題，依托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與Open FIESTA平臺，設立生物制造、再生醫學、腫瘤治療、免疫工程、生命大數據等研究方向，構建服務國家健康戰略、連接產學研醫的高能效協同平臺。

二是政府、高校與社會協同合作，推動科研成果服務社會，該路徑提倡多方參與、跨界協作，通過科研成果直接對接社會需求與應用場景。例如，西安交通大學“儲能科學與工程”二級交叉學科圍繞國家“雙碳”目標設立。該學科實施“雙導師+項目驅動”模式，課程與國家重大儲能任務深度結合，科研成果廣泛應用于電網運行、綠色能源轉化等領域，實現科研、教育與產業的高效聯動與成果轉化。

我國高校交叉學科建設面臨的現實問題

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背景下，高校交叉學科建設需要突破傳統的“學科型”知識生產模式。當前主要面臨著三個維度的結構性矛盾。

第一，學科間內生融合動力不足制約交叉學科縱深發展。一方面，來自外部的制度設計為交叉學科的試點探索提供了指引，但在內部如何形成有效評估交叉學科建設成效并支持其常態化發展的標準與路徑，仍需深入探索。另一方面，當前交叉學科建設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宏觀政策的牽引，而學科間內生的、有機的融合動力尚需進一步激發[10]。

第二，資源配置不足與評價機制不完善限制交叉學科持續發展。長期以來，高校內部資源配置、學術聲譽建構和人才晉升普遍依賴以期刊分區、論文數量、項目等級為核心的評價體系，而該體系多建立在傳統學科分類基礎之上，難以全面反映交叉研究的實際貢獻。團隊合作成果、聯合署名論文、跨領域研究報告在科研評價中得分偏低，職稱評審以“第一作者”“學科歸屬”為關鍵標準，團隊協作成果在職稱評審、獎項評定中認可度不高，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分化加劇了學科壁壘，導致學者投身交叉學科研究的動力不足[11]。由于無法在既有評價體系中獲取穩定支持和保障，部分高校更傾向于將資源優先分配給傳統優勢學科，交叉學科在人才引育、經費投入、設備建設等方面較為邊緣化[12]。一些交叉研究平臺因無獨立資源統籌權限而“有名無實”，部分青年教師因缺乏成果“轉化通道”而回歸單一學科軌道，從而形成“無動力投入—無成果認定—無資源回流”的負循環，嚴重削弱交叉學科的可持續發展基礎。

第三，學科文化差異與學科組織慣性影響交叉學科發展活力。一方面，不同學科之間在研究范式、價值標準、成果表現形式上差異顯著，學術共同體間存在一定的話語隔閡與合作壁壘。例如，理工科強調實驗數據和模型驗證，社會科學則重視情境分析與理論批判，二者在聯合課程建設、科研選題確定、論文寫作與評價中常因“術語不通”“評判標準不一”而難以協同。另一方面，我國學科建設長期依賴專業細分邏輯，交叉學科組織多依附于傳統院系，教師需在原單位與交叉平臺之間反復協調教學科研任務，造成“身份雙重、任務交叉、激勵斷裂”的管理困境。部分高校雖設立交叉研究院、未來技術學院等實體化機構，但由于人事權、財權未下放，組織運轉仍需原學科把關，導致難以形成具有穩定制度基礎與學術話語權的交叉學科實體[13]。

構建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導向的交叉學科體系的對策建議

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新發展階段，我國交叉學科建設面臨系統性重塑，需實現三點轉變：一是目標系統化，突破單一知識整合邏輯，統籌教育改革、科技攻關、人才供給，推動課程—科研—崗位需求精準嵌合；二是機制協同化，整合多院系、科研機構、用人單位共建學科，在師資、平臺、項目上構建產學研深度合作架構；三是運行動態化，建立學科方向動態調整機制，及時響應科技迭代與產業變革，通過包容性制度設計提升知識創新敏捷性。

1.完善統籌引導與自主探索相結合的學科戰略布局機制

當前，我國的交叉學科建設正處于從局部探索向系統部署躍升的關鍵階段，應立足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大局，構建“國家一級學科引導、高校二級學科方向孵化、區域差異特色優化”的交叉學科布局體系，實現有序統籌和動態調整。一是從國家頂層設計與高校基層組織探索協同發力，形成“有組織模式引導+自組織模式探索”的雙重驅動格局。一方面，國家可以根據戰略需求、科技前沿和社會重大關切，設立若干一級交叉學科門類并明確發展方向，通過設立專門學科目錄、建設指南、專項基金，推動關鍵領域率先突破；另一方面，應構建支持高校自主設立二級交叉學科的制度機制，選取國家戰略布局的重點產業領域進行頂層引導，如大信息、大裝備、大能源、大材料、大文科等方向，鼓勵高校內部通過跨學院聯合、科研平臺嵌合、人才交叉引育等機制推動系統內部“自組織演化”，服務知識創新與人才復合能力建構。二是在布局層面應進一步強化區域統籌與協同發展邏輯。應統籌考慮區域經濟結構、科技資源稟賦、高校類型與功能定位等因素，分類引導不同地區高校發展具有區域契合度的交叉學科方向。建立動態更新機制，以5年為周期對交叉學科目錄、重點領域與支持策略進行迭代調整，實現與國家戰略重心、科技演化路徑及人才結構變化的動態銜接。通過分層布局體系，推動形成系統化、多路徑、可持續的交叉學科發展格局。

2.建立多元分類發展導向的資源支撐和協同治理體系

針對不同類型交叉學科的發展路徑，應構建具有針對性的分類治理體系，使政策支持與學科建設邏輯有效匹配，推動各種類型的交叉學科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框架下各得其位、協同發展。首先，針對國家戰略需求導向的交叉學科建設，需強化系統化組織和穩定性投入，構建任務牽引的高效機制。一方面，應通過設立專項經費、國家級交叉研究平臺和戰略學科點，推動核心領域集中突破；另一方面，應健全跨部門協同機制，由多部門聯合推進戰略性新興學科的發展，形成從學科設立到科研組織、人才使用的聯動機制。其次，對于以學術原生動力為核心的知識創新導向交叉學科建設，應給予更大自主空間與制度支持。鼓勵高校內部以研究問題為導向的交叉探索，設立校級交叉項目基金，完善跨院系師資聯合聘任制度，探索靈活課程設置和企業聯合指導機制，試行交叉成果的認定和評價體系。最后，針對聚焦社會復雜現實問題的交叉學科發展，應注重場景牽引與地方協同的結合。鼓勵地方政府與高校、產業合作共建聯合實驗室或研究平臺，圍繞公共健康、碳達峰碳中和、人工智能倫理等復雜議題，組織實施項目制課程、任務驅動型科研以及產學研聯合人才培養方案。

3.重塑價值導向與貢獻導向相結合的多維度過程評價機制

加快構建價值導向和貢獻導向的過程性評價體系，以更好體現交叉學科在學術創新、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方面的綜合價值。可制定《交叉學科建設多元評價制度指引》，支持“雙一流”建設高校開展“評價改革試點”，探索突破傳統職稱評價體系的新機制，明確分類評價指標與指標權重的換算方式，并通過專項基金對評價機制改革成效顯著的高校或交叉學科給予資源傾斜，推動形成科學、靈活、可持續的交叉學科評價體系。在學術評價維度方面，應突出融合價值和團隊貢獻。高校可探索制定《交叉學科代表作評審細則》，要求成果體現多學科知識整合（如融合兩個及以上一級學科的方法），弱化期刊分區和論文數量等指標，轉而強調成果的原創性、復雜問題導向和交叉深度。同時，推行“團隊整體貢獻制”，在職稱評聘、項目評審中認可交叉學科團隊前三位作者或參與者的等效貢獻，鼓勵不同學科背景的教師協同攻關。為避免短期學術產出壓力影響探索，應建立“跨學科合作指數”，追蹤學者參與聯合課題的頻率和深度，并試點7至10年的長周期評價機制，給予高風險的科學研究更充足的過程性產出空間。在非學術評價維度方面，應強化對交叉學科育人和服務能力的考核。例如，將教師跨院系授課、聯合指導學生數量等內容納入績效考核，激勵教學方式創新與課程共建。在社會服務上，應設置成果轉化、政策支持和教育協同等指標，如技術合同金額、聯合專利數量、被采納政策建議數、產教融合平臺利用率等，衡量交叉學科在服務國家戰略與地方發展的實際成效。在制度層面，應建立分層分類的動態評價機制。針對不同類型的交叉學科可采用不同的評價指標權重，如前沿探索型以學術價值為主，問題導向型則強調社會效益與團隊協作。同時，建設交叉學科數據庫和數據集，整合科研、教學和轉化等多源數據，形成動態更新的個人與機構畫像，為前述評價提供數據支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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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陳偉斌.“雙一流”建設背景下新興交叉學科建設路徑思考[J].中國大學教學，2021（9）.

[13]張煒，鄒曉東.我國大學跨學科學術組織發展的演進特征與創新策略[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6）.

[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多元情境嵌入的真實性工程學習過程機理及其干預策略”（項目編號：72474195），浙江大學重要國家和區域研究專項“中美歐人工智能戰略與競爭態勢研究”（項目編號：S202500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張煒 王帥，單位：浙江大學】

（原載2026年第2期《中國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