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核心路徑。高校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關鍵結合點，其功能正經歷從“側翼支援”到“主力攻堅”的根本性轉變，同時也面臨評價導向偏離、制度約束剛性、轉化能力短板及協同機制不暢等多重體制機制瓶頸。從高校主體出發，著眼評價改革、制度創新、支撐基礎、產學研協同等方面提出系統性改革路徑，并且從國家、地方、高校三個層面，探索形成政策協同、生態共建、內生驅動合力的保障機制。

◎關鍵詞  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科技成果轉化

202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扎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指出“融合的基礎是增加高質量科技供給”“融合的關鍵是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融合的途徑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1]。在此背景下，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以下簡稱“雙新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已成為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

形勢與要求：高校在“雙新融合”中的歷史定位

我國科技論文產出位居世界前列，但“論文多、專利多、成果少”現象突出，發明專利產業化率有較大提升空間。高校傳統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模式，難以完全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要求，其根源在于存在制約“雙新融合”的深層障礙。

1.新時期高等教育須服務國家戰略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圍繞科技制高點的競爭空前激烈。黨中央將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置于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明確指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塑造產業競爭新優勢的根本路徑[2]。

高校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關鍵結合點，在基礎研究、交叉學科、人才集聚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是“雙新融合”不可或缺的策源地、連接器和加速器。

2.從“側翼支援”到“主力攻堅”：高校功能的戰略性轉變

在新型舉國體制下，高水平大學不僅是知識創造與傳播的學術殿堂，更應成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戰略性支撐力量。其核心功能正經歷三大戰略性拓展：從以自由探索為主的基礎研究主力軍，向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有組織科研策源地拓展；從培養通用型人才，向面向未來產業、具備創造能力和創業精神的復合型、創新型人才搖籃拓展；從單一的知識技術供給方，向匯聚創新要素、催化成果轉化、輻射產業生態的創新樞紐拓展。

高校必須主動承擔起連接“從0到1”原始創新與“從1到N”產業創新的橋梁使命，其核心價值體現在提供源頭創新、培養核心人才、直接服務主戰場三個方面。這一功能的實現程度，直接關系到“雙新融合”的成效與可持續性。

3.破解深層矛盾是釋放高校創新潛能的關鍵前提

高校作為創新源頭，與產業發展需求之間存在錯配。一方面，大量前沿科技成果滯留于“書架”，難以跨越走向市場的“死亡之谷”；另一方面，產業升級面臨的“卡脖子”技術問題難以有效反饋并嵌入高校的科研導向。與發達國家50%—70%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相比，我國目前僅在30%左右，尤其是我國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不足10%[3]。矛盾的根源，在于傳統的科研管理、人才評價與成果轉化機制未能適應創新驅動發展的新要求，集中表現為科研人員“不想轉、不敢轉、不會轉”。因此，系統識別并破解這些深層矛盾，是激活高校戰略科技力量的關鍵前提。

制約“雙新融合”的體制機制瓶頸分析

上述矛盾顯現出高校在推進“雙新融合”過程中面臨的系統性體制機制瓶頸，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維度。

1.導向之困：評價體系“指揮棒”偏離主戰場

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是引導科研活動健康發展的“指揮棒”。當前，高校內部的科研評價機制還存在“重學術輕應用、重數量輕貢獻”的慣性思維，導致科研活動的價值導向與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之間產生結構性錯位。

以論文發表數量、期刊影響因子、縱向科研項目經費及“帽子”頭銜為核心的傳統評價標準，在職稱晉升、績效考核、資源分配中還占據著重要位置。這導致解決產業關鍵技術難題、實現科技成果轉化、創造經濟社會效益等實際貢獻，在評價體系中權重偏低、認可度不足。

導向的偏差，使得科研人員將主要精力集中于產出學術論文和爭取競爭性項目上，而對周期長、風險高、過程復雜的應用研究和技術轉移工作缺乏內在驅動力。其直接后果是，大量研究成果停留在“學術象牙塔”內，與市場需求脫節，形成了“論文多、專利多、轉化少、效益低”的困境，嚴重抑制了科研人員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開展有組織科研和成果轉化的積極性。

2.制度之縛：成果轉化面臨多重管理約束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及系列配套政策的出臺，逐步為高校成果轉化“松綁”，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仍面臨與現有管理體制的矛盾與銜接障礙。

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的剛性約束是首要障礙。高校職務科技成果作為國有資產，其轉讓、許可、作價投資等處置行為，在現行管理體制下需遵循嚴格的評估、備案、審批程序，流程復雜、周期漫長，且決策者常因擔心“國有資產流失”風險而趨于保守。近些年，國家推出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資產單列管理等試點政策，旨在將成果區別于一般國有資產進行管理，但在實際操作中，與財政、審計、國資監管等部門的政策協同不足，具體實施細則和免責邊界不清，導致“不敢轉、不愿決策”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4]。

其次，人事與財務管理制度存在協同壁壘。科研人員兼職創業或離崗創業，在人事管理、薪酬待遇、社保銜接等方面存在諸多限制。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涉及復雜的稅收政策、工資總額管理、績效工資核定等問題，政策間的模糊地帶，使得激勵政策難以足額、及時兌現。這些制度層面的“條塊分割”與“政策溫差”，使得國家層面的改革紅利在高?！白詈笠还铩钡穆涞貓绦兄写蟠蛘劭?，束縛了科研人員和轉化管理人員的能動性。

3.能力之缺：轉化鏈條存在關鍵“斷點”

從實驗室的原始創新到市場的成熟產品，跨越“死亡之谷”需要專業化、全鏈條的轉化服務支撐。當前，高校內部及社會化的轉化服務體系存在明顯短板，導致轉化鏈條多處“斷點”。

技術轉移機構專業化能力不足。許多高校的技術轉移辦公室功能定位模糊，人員配備不足，專業性不強，多局限于簡單的合同管理，缺乏對高價值專利的挖掘布局、市場價值評估、商業談判、投融資對接等高端服務能力。

概念驗證與中試熟化平臺缺乏。實驗室成果（技術成熟度TRL1—3級）與可產業化技術（TRL7級以上）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需要經過概念驗證和中試熟化等關鍵環節來降低技術風險和工程化成本[5]。然而，這類平臺建設投入大、周期長、專業要求高，且具有公共屬性，目前無論是高校自建還是社會共建，都存在數量不足、布局分散、開放共享不夠、運行機制不活等問題，成為制約許多硬科技成果走向市場的“卡脖子”環節。

科技金融支撐體系不匹配。科研成果轉化過程通常具有周期長、不確定性高、風險收益波動大等特點，這與追求穩健回報的傳統銀行信貸模式，以及專注于成長期或后期項目的部分風險投資機構存在結構性錯配。當前，能夠支持長期創新孵化的耐心資本、種子基金及天使投資供給仍顯不足，同時，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科技保險等專業化金融工具的應用體系尚未成熟，導致難以系統性覆蓋從技術研發到產業化落地的完整資金鏈條。

4.協同之弱：校企合作亟待向深度融合演進

產學研合作是“雙新融合”的主渠道，但當前校企合作大多仍停留在點對點、短期化、項目式的階段，尚未形成耦合緊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戰略共同體[6]。

一方面，合作模式單一，深度不足。合作多以單個技術開發、委托測試等短期合同為主，缺乏共建新型研發機構、組建創新聯合體、共建學科或實驗室等戰略層面的長期深度綁定。這種松散的合作難以應對需要持續迭代、系統集成的復雜技術創新，也無法形成穩定的知識溢出和人才交互。

另一方面，利益共享與風險分擔機制不健全。在合作中，知識產權歸屬、后續收益分配、風險責任界定等問題常常成為談判的焦點和合作的障礙。高校更關注學術發表和知識產權保護，企業則追求快速的市場回報和獨占性技術，雙方目標存在差異。缺乏一套公平、靈活、可預期的利益分配與風險共擔機制，導致合作信任基礎薄弱，難以邁向以共同投入、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為特征的深度融合。此外，人才雙向流動機制不暢。高校教師到企業兼職或創業仍面臨諸多人事政策限制，企業高級研發人員到高校兼職授課或聯合培養研究生也存在制度障礙。這種人才流動的“玻璃門”，阻礙了知識、技術和經驗的雙向滲透，使得創新鏈與人才鏈難以真正融合。

高校推進“雙新融合”的系統性改革路徑

為突破上述瓶頸，高校必須堅持系統觀念，以深化改革為根本動力，從評價導向、制度設計、能力建設、協同生態四個維度發力，構建支撐“雙新融合”的長效機制。

1.推進評價改革，樹立服務產業發展的鮮明導向

評價體系是引導科研活動的“指揮棒”，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重學術輕應用、重論文輕貢獻”的傳統導向，建立以服務國家戰略和產業發展實際貢獻為核心的評價新標尺。

強化有組織科研與需求牽引。引導高校科研活動從“自由探索”為主向“自由探索”與“有組織科研”并重轉變[7]。高校應主動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區域產業發展規劃，積極響應“企業出題、高校解題、市場閱題、政府評題”的協同攻關機制，共同繪制重點領域創新圖譜。圍繞未來產業培育，前瞻布局跨學科、跨學院的研究平臺，組織力量開展面向產業需求的定向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改革科研項目立項與評價機制，將解決產業實際問題、創造經濟社會價值作為重要考核指標，推動科研活動從“論文導向”向“問題導向”和“價值導向”轉變。

建立市場化、貢獻導向的人才評價與激勵機制。深化職稱評審、績效考核、崗位聘任制度改革，將科技成果轉化成效（如技術合同金額、作價投資股權價值、產業化經濟效益）、解決產業關鍵技術難題的實際貢獻、專利實施與產業化效益、服務企業創新的橫向項目質量等，納入評價指標體系并賦予顯著權重。

2.深化制度創新，破除成果轉化的政策壁壘

制度性障礙是制約“雙新融合”最深層次的藩籬，必須通過系統性制度創新，為成果轉化“松綁賦能”，營造“敢轉、愿轉、會轉”的制度環境。

推動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改革。核心在于構建一套有別于常規有形國有資產管理的專項制度，對職務科技成果及其通過作價入股形成的股權實行單列管理，不將其納入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體系，并簡化評估、備案、審批等環節。應探索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轉化內在規律的國有資產管理考核與免責機制，對在成果轉化過程中，因不可預知的市場風險、技術迭代等非主觀故意或履職過失所造成的資產減值，在相關責任主體履行勤勉盡責義務的前提下予以責任豁免。此舉旨在從制度層面根本性消除高校在推動成果轉化，特別是作價投資活動中對可能承擔“國有資產流失”責任的顧慮。積極探索制定《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辦法》，力求通過流程優化顯著提升轉化效率。

完善賦權改革與多元化收益分配機制。在總結試點經驗基礎上，全面深化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賦權改革。探索“完全賦權”“部分賦權+約定收益”“轉讓+約定收益”等多種模式，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成果處置權和收益權。

3.夯實能力基礎，建設專業化全鏈條支撐體系

“雙新融合”不僅需要政策激勵，更需要強大的專業化服務能力作為支撐，以跨越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死亡之谷”。

打造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與人才隊伍。支持高校設立并建強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配備充足的專業人員編制和預算。大力培育和引進一支既懂技術，又懂市場、法律、金融和管理的復合型技術經理人隊伍[8]。參考國內外成功經驗，建立技術經理人職業發展通道和市場化薪酬激勵體系。隊伍應深度嵌入科研團隊，提供從知識產權挖掘布局、價值評估、商業策劃、融資對接到談判簽約的全流程、專業化服務，成為連接實驗室與市場的“專業橋梁”。

布局建設關鍵中間平臺網絡。彌補從實驗室成果到可產業化技術之間的關鍵基礎設施缺口。高校應主動聯合地方政府、行業龍頭企業、投資機構等，共建一批高水平的概念驗證中心、中試熟化基地和工程化開發平臺。這些平臺應聚焦特定產業領域，提供技術可行性驗證、原型開發、工藝放大、性能測試、小批量試制等關鍵服務，有效降低技術風險和產業化成本，為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提供工程化條件和保障經費支持。

發展適配科技成果轉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體系。針對科技成果轉化早期階段的資金不足等問題，可以構建覆蓋全鏈條的金融支持體系。鼓勵高校利用自有資金或聯合地方政府設立概念驗證基金、種子基金，積極吸引社會資本，探索建立“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耐心資本培育機制，破解科技成果轉化融資難題[9]。

4.創新協同模式，構建產學研命運共同體

“雙新融合”的本質是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的深度耦合，要求高校與企業從簡單的項目合作走向戰略協同和生態共建。

共建高水平、實體化的協同創新載體。推動校企合作從短期、分散的項目合作，向長期、穩定、戰略性的深度綁定升級。與行業龍頭企業、科技領軍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創新研究院、卓越工程師學院甚至新型研發機構。支持高?？蒲腥藛T到企業兼職或設立“產業教授”崗位，企業高級研發人員到高校兼職授課或擔任研究生導師，構建人才雙向流動的“旋轉門”機制。

強化企業在“雙新融合”中的主導地位。明確企業是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高校應主動將科研活動嵌入產業生態，鼓勵企業早期介入研發過程，共同凝練科學問題和技術需求。支持企業牽頭，與高校組建創新聯合體，承擔國家重大科技任務，開展行業共性關鍵技術攻關。

打造區域創新生態圈。高校應深度融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與地方政府、產業園區、金融機構等構建緊密協同的創新網絡。積極參與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共建大學科技園、未來產業科技園等成果轉化集聚區。

保障與展望：形成多方聯動的支撐合力

推動“雙新融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成效取決于國家、地方、高校、企業及社會等多方主體的協同努力與系統支撐。構建“雙新融合”的長效機制，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主動作為相結合，形成政策銜接、生態共生、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聯動格局。

1.國家層面：加強頂層設計與宏觀協同

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與政策協同是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營造良好制度環境的關鍵。當前，一系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法規已頒布實施，但部分政策在落地執行中仍面臨“最后一公里”的梗阻，亟需從宏觀層面加強統籌，細化配套，釋放改革紅利。

加快完善法律法規與配套細則體系。建議國家相關部門依據科學技術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上位法，加快修訂和完善與之配套的實施細則與操作指南。重點聚焦國有資產管理、稅收優惠、盡職免責、產權界定、收益分配等核心難點問題，盡快出臺更具操作性的具體規定。通過法律法規的精細化、可操作化，為高校和科研人員“松綁賦能”，提供清晰穩定的政策預期。

深化綜合性改革與賦權賦能。支持有條件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開展系統性、集成性改革，賦予其在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長期使用權賦權、收益分配比例、作價投資股權管理、人才評價改革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探索空間。鼓勵圍繞“確權、賦能、免責、激勵”等關鍵環節，大膽探索突破性、引領性的制度創新，探索“先使用后付費”、試行“權益約定”等新型轉化模式。及時總結、評估和推廣成熟經驗，以點帶面，推動全國層面的制度優化。

2.地方層面：優化區域生態與提供精準支持

地方政府是連接國家戰略與區域實踐的關鍵樞紐，應主動將高校視為區域創新體系的核心引擎和戰略資源，圍繞高校創新鏈布局區域產業鏈，提供精準化、集成化的支持，構建共生共榮的校地融合生態。

實施“一校一策”的集成支持方案。地方政府應超越傳統的項目式、碎片化支持模式，圍繞區域內重點高校的戰略定位與學科優勢，量身定制“一校一策”或“一園一策”的綜合支持政策包。將高?？萍汲晒D化績效納入地方創新驅動發展考核體系，形成校地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激勵機制。

共建高能級協同創新與轉化平臺。鼓勵地方政府與高校共建實體化、市場化運作的新型研發機構、產業創新研究院、卓越工程師學院等。聚焦區域主導產業和未來產業，以企業化機制運行，集“基礎研究—技術研發—概念驗證—中試熟化—企業孵化—產業集聚”功能于一體。地方政府應在建設投入、運行經費、人才引進、項目申報等方面給予持續穩定支持，并賦予其在人事管理、經費使用、成果處置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權，使其真正成為鏈接高校智力資源與地方產業需求的“變壓器”和“加速器”。

3.高校層面：勇于自我革命與主動作為

高校是推進“雙新融合”的核心主體，必須將服務國家戰略、促進“雙新融合”置于發展的核心位置，以刀刃向內的勇氣進行系統性、深層次的自我革命。

強化戰略引領與頂層統籌。高校黨委和行政部門應切實承擔起主體責任，將深化科技成果轉化、促進“雙新融合”作為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戰略任務。建立由學校主要負責同志牽頭，分管校領導具體負責，科研、人事、財務、資產、產業、校友等多部門協同參與的科技成果轉化工作領導小組或委員會，加強頂層設計、戰略規劃和資源統籌。制定學校層面的“雙新融合”專項行動計劃或實施方案，明確時間表、路線圖和責任分工，將其納入學校發展規劃及年度重點工作，確保改革任務層層壓實、落地見效。

推進深層次的校內體制機制改革。在評價體系上，建立以創新質量、實際貢獻和服務產業能力為導向的分類評價體系，將科技成果轉化成效、解決產業關鍵技術問題、創造經濟社會價值等作為職稱評聘、績效考核、資源分配、研究生招生指標分配的重要依據。在組織模式上，優化內部治理結構，強化技術轉移辦公室實體化、專業化職能，賦予其更大的人財物自主權；推動有組織科研，圍繞國家重大需求和產業關鍵問題，跨學科、跨學院組建大團隊，構建“需求牽引、目標導向、任務協同”的新型科研組織模式。在管理流程上，優化科技成果披露、評估、定價、審批、作價投資等流程。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2024年6月24日）[N].人民日報，2024-6-25（2）.

[2]李揚，杜宇瑋.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J].紅旗文稿，2025（17）.

[3]劉夢珂.創新生態系統視角下沈陽市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優化研究——三螺旋模型的政策賦能機制與協同路徑[J].科技創新與生產力，2025（12）.

[4]張煒，劉怡，符新偉，等.高?？萍汲晒D化激勵機制三項改革的探索——聚焦職務科技成果管理政策與實施[J].中國高教研究，2025（4）.

[5]西桂權，黎曉東，孟瀟.基于概念驗證視角的顛覆性技術成果轉化模式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22（1）.

[6]馮海燕.高校與企業產學研合作機制創新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14（8）.

[7]趙立雨，朱白雪，高冬祺.高校有組織科研：內涵、難點堵點與化解對策[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4（16）.

[8]徐宗煌，石進，盧明欣.面向科技強國建設的“十五五”人才發展戰略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25（6）.

[9]紀紅，張旭.科技成果轉化基金：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新范式[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2022（4）.

【作者：傅強 胡淳，單位：浙江大學】

（原載2026年第5期《中國高等教育》）